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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70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2019-08-20 11:2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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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资料图片

      三星堆铜凸目人像。资料图片

      定陵掐丝金翼善冠。资料图片

      妇好墓司母辛。资料图片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伟大祖国由弱变强,各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诞生不到100年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70年,也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70年。70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为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争而被迫中断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

      在机构设置上,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由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任副所长。这一阶段,很多省区建立了文物工作队,负责本省区的考古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逐步展开、考古队伍人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41位学员参加了培训。这些学员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在高校考古专业的设置上,为了培养经过系统训练的年轻考古人才,保证考古事业后继有人,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此后,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这些学生毕业后补充到了各地各级文物考古机构。

      在学术期刊方面,1936年创刊的《田野考古报告》于1953年更名为《考古学报》;1950年创刊的《文物参考资料》于1959年更名为《文物》;1955年创刊的《考古通讯》于1959年更名为《考古》。在中国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三大杂志”对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考古发掘方面,1949年,首先恢复了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前后,实施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发掘项目——对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武官村大墓和河南辉县战国墓葬的发掘。同年,裴文中率队对吉林西团山墓地进行了发掘,曾昭燏对南唐二陵进行了发掘。这些发掘标志着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迈出前进步伐。这个时期获得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化石。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有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遗址,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不仅初步建立了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而且开始通过聚落内建筑遗址和墓地内墓葬布局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中原地区之外,也发掘了很多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遗址,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等,这些发现使我们对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有了大体轮廓。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发现主要有夏商时期的都城发掘,如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陕西长安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墓葬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河南陕县三门峡虢国墓地和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湖南长沙楚墓等。秦汉以后都城遗址发掘的主要成果有: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等。墓葬的发掘有洛阳烧沟汉墓、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南朝帝陵、白沙水库宋代墓葬、明十三陵中定陵等。手工业遗址有河南巩县铁生沟和荥阳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以及各地唐宋时代的瓷窑遗址。

      考古研究方面也涌现了大量成果。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城的内涵和布局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西安半坡》《庙底沟与三里桥》《郑州二里冈》《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白沙宋墓》等一批考古发掘报告问世,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也树立了考古发掘后及时编写发掘报告的榜样。这些发掘报告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的经典之作。这一阶段,学者们围绕“仰韶文化的社会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仰韶文化是本土起源还是从西方传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对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命名的不同做法,夏鼐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对考古学文化做了精确的定义,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范围内反复出现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应以最早发现的遗址的小地名予以命名。这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苏秉琦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对仰韶文化的分区、分期、类型、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深入分析。上述两篇文章是这一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

      科技考古方面,这一阶段的“科技考古”主要是对考古发掘中出土人骨性别、年龄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同行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明了碳14测年技术后,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仇士华和蔡莲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结束了我国考古学界无法对出土遗存进行科学测年的历史。

      在对外交流上,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主要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同行交流往来。1964年,中国和朝鲜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连岗上、楼上、双驼子等青铜时代遗址和黑龙江宁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开展了合作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学术界联合在中国进行的合作发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考古活动逐渐恢复。1972年,停刊多年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率先复刊。1975年,苏秉琦提出,要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作为我国今后考古工作一个重要课题,并首次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的任务。此时期,随基建的开展仍有一些考古发掘,其中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河北保定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最为令人瞩目。各王朝都城考古工作逐步恢复的同时还新发掘了一些各时期重要遗址,旧石器时代有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化石和沁水下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湖北郧县人化石;新石器时代有河北磁山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浙江余姚河姆渡、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青铜时代有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北定州北庄子和平山中山王墓、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和宝鸡渔国墓地、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陵楚都纪南城等遗址;秦汉时期及以后发现有陕西咸阳秦都、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未央宫、杨家湾汉墓、汉宣帝杜陵、乾县唐章怀太子墓、江苏徐州汉代楚王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永固陵和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黑龙江绥滨中兴金代贵族墓等遗址。这些考古发现取得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地方机构相继更名,队伍规模逐渐扩大。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工作队纷纷更名为考古研究所,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数十人乃至近百人。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围绕学术课题开展主动发掘,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江西海昏侯遗址等)是由这些地方的研究机构承担的。除此之外,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目前,全国从事考古钻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从业人员已达数万人之多。

      考古工作遍地开花,调查发掘数量激增。随着各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全国实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百项左右,发展到近年的每年1000项左右。40多年来,考古发掘的总面积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发掘面积总数的百倍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配合三峡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该发掘动员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级考古机构以及部分大学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约百支考古队共同展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之后开展的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规模也相当惊人。这一时期,我国还分别于1982年和2005年实施了全国文物普查和目前还在进行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对于了解我国遗址分布情况、摸清各单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层出不穷,重要成果改写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不胜枚举,很多发现改写了我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统认识。

      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十分丰富。在山西和安徽等地,都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古猿人生活过的遗址,把人类出现在东亚大陆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00万年前。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