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祥
王石为恭聘名誉主席高占祥颁发聘书
王石与高占祥一起向李瑞环同志汇报文促会工作
王石在文化产业论坛开幕式致辞
与台湾方面签署创意产业合作备忘录
王石与杨澜主持文促会20周年纪念活动
许嘉璐、王石为2013中华文化人物杜维明颁奖
王石向吴伯雄介绍两岸“创意中华”合作项目
刘延东副总理出席万里茶道活动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孙家正观看制壶
王石
王石接受采访
中国文化人物（主编 王保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社会组织即是其一。而我想说到的王石同志，就是服务于这一领域的一个出色的社会工作者。他从1992年起，前后25年尽心竭力服务于中华文化促进会，我甚至想说他不仅是我国新时期社会组织成长和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而且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
1992年，叶选平、肖秧等同志与一批来自美国、泰国、港澳台的知名人士共同商议创立文化团体。这一动议立即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赞同。记得瑞环同志当时讲，目前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投身祖国建设，但我们很多干部、党员还没有学会如何与他们沟通。谈话只会谈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别的不会说。瑞环讲，其实共同语言是有的，这就是中华文化。应该说，中华文化促进会（原名称“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的。其时我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文化部那时正想发起创立一个类似的组织。知道瑞环同志意见后，我就放弃了部里的设想，以主管单位名义签批了文促会的创会申请。瑞环同志亲自会见各位发起人，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决定首任会长由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叶选平同志担任。我和肖秧、陈世贤等人担任副会长，肖秧兼任秘书长。王石同志那时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又是知名剧作家。是肖秧同志动员他到文促会工作，与当时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同志一起担任常务副秘书长。因选平、肖秧和我各自忙于政务，海外人士不宜驻会，因此，从1992年会址由重庆迁到北京，直到今日，文促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王石同志操持。有人问他什么叫“常务”，他说“常务就是看门儿的，守摊儿的。”他这一看、一守，25年过去了。
也许因为我长期在文化部、中国文联工作，家也常住北京，所谓“近水楼台”，王石他们遇到事情，别人找不到，只能盯着我。2002年文促会换届，经中组部、中宣部同意由我接任主席，我们的联系和交往就更多了。我自己也在党、政、群、团多重履历之后，又加了一个“社”。
无论文化部，还是海内外社会各界，人们对文促会的突出印象是“做大事”。因为文促会一些影响广泛，具有品牌意义的项目，在许多人眼里似乎都不像是民间组织所为。这也是我对王石其人的印象。因为文促会多件大事，都出自他的构思，他的激情，他的担当。
其一，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
从92年冬季始，这项活动席卷了整个国内和海外的华人音乐界。首先，海内外音乐界联合组成艺术委员会，评出20世纪不同题材，包括歌曲、齐唱、合唱，独奏曲、室内乐、民族管弦乐、交响乐，以及歌剧、舞剧等“经典作品”100余部。其次，邀集世界范围内著名华人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音乐团体，以纪念音乐会的方式，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深圳、成都、香港、台北、高雄、台中、曼谷等地举行系列音乐会。几乎所有最杰出的华人音乐家都参与其中。李鹏、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写信祝贺。这一活动被誉为“百年经典，世纪之歌”，“华人世界前所未有的文化聚会”。新华社“动态清样”评论说，中国传统音乐再度复兴，是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为其标志的。
王石后来说，他是在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想到这个活动的，那时车厢里正播放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并说当他想到能不能用一个活动回顾一百年中国音乐家的经典之作，并在一个拆开的烟盒上写下“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这个名称后，曾经激动地彻夜无眠，心里一直在想，会有哪些作品，应该请谁来唱，谁来演奏，谁来指挥……。
他还说，当时只想到音乐，只想到历史，只想到海内外一起参加。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活动在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以前没有过的文化空间，即“世界华人”，“中华儿女”。这个空间从前几乎没有人提到。他不是国家概念，不是政党概念，而是中华民族概念。这项音乐活动客观上体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认同，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华人”、“世界华人”、“中华儿女”这些词语越来越多的被人使用和接受，应该说与这项音乐活动是有关系的。
其二，《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
听说，在艰困中苦撑了23年后，该书的出版终于找到华侨城集团作为合作者，我也感到舒了一口气。“二十四史”名闻天下，但通读过的人少之又少。原因之一是文言，无标点。除前四史有残缺古注，其余各史均无注释。1994年史学所赖长扬、孙晓二位找到王石，说历代学者研究这部大书的著述汗牛充栋，如以注释方式体现于二十四史文本，将大益于读者，大益于中华文化之传承。因社科院没有解决经费，希望文促会担当。第一次交谈王石就应承了此事，还将书名确定为“今注本二十四史”。其后很快得到张政烺、何兹全等史学前辈的支持，由300余位历史学家组成24个编写组，当年10月就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开笔典礼。“盛世修典”，联合国教科文等重要文化机构纷纷致贺，时年96岁远居美国的刘廷芳老人特意飞来北京出席典礼，还将他珍藏的杨度墨宝赠予文促会。此举被媒体称为“文史界的三峡工程”。而开笔之时，王石仅仅从朋友黄丕通、刘国平那里先后争取到100余万元经费，其后的艰困可以想见。我记忆极深的一个场面是在文促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王石做工作报告，提到这一工程，讲到二十四位主编已有八位辞世，讲到“出师未捷……”，王石已泣不成声，半晌说不出话。他后来说，当初不知天高地厚。认为三五年就可以完成。“现在的想法是有生之年一定要出书。起码要告慰那些出师未捷的人”。
近期文促会常务副主席段先念所领导的华侨城集团，以合作出版方式向《今注本二十四史》伸出援手。王石的坚守有了出头之日。他对华侨城的朋友说，习主席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仅是神话、民间传说、英模人物，二十四史才是最重要的中华民族的故事。而且它涵盖那么长的历史过程，那么广大的幅员和人众，应该从中发掘出不同于西方已有的历史规律。
其三，2004文化高峰论坛及《甲申文化宣言》。
如果说我在性格上有什么与王石合拍的地方，我想其中之一一定是遇事不怕大。做大事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意思。它是一种人生挑战。2003年末，王石向我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能不能邀请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学者、文艺家、教育家、科学家，一起讨论一下中华文化的基本问题。比如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涵，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我认为这个提议立意很高，视域很广，又有时代性，表示同意。为此我们首先确定了论坛的五位发起人，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杨振宁。王石他们与王蒙商量，将论坛主题确定为“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该年9月3日出席这一会议的“论坛成员”包括66位来自国内和全球各地的知名人士。特别应该提到的，王石不仅领导着整个论坛的策划与组织工作，而且执笔写作了那篇有名的《甲申文化宣言》，此外还根据季羡林先生授意（季老因病住院），为他写作了一封很有分量的贺函，记得贺函中说到，这次论坛是距“五四”运动85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党的十七大正式向全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据许嘉璐名誉主席说，他认为这次高峰论坛及其《甲申文化宣言》中的不少内容、提法，都体现在十七大报告之中。这次论坛是有贡献的。
其四，颁授年度中华文化人物。
这项与凤凰卫视联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典礼，从2009年开始，已历八届。大约每年一月第一周的周六、周日，全球各地的华人都会从凤凰卫视节目中看到该年度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很多人每年必看。他们说这也许是文化含量最高的一档节目。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人，无论是年迈长者，还是年青一代，无论是名位很高的人，还是普通的文化工作者，都让人深深感动。我尤其要说到的是今年新年之前，党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关于这项活动的情况报告，认为非常重要，不但要让海外观众看到，也要加强对内地群众的宣传。这当然是对文促会工作的巨大鼓舞。我写到这项活动，自然因为这项活动从名称、项目构想，到合作、制作、实施、传播，都出自王石的创想和落实，包括历年每一位中华文化人物的“主席团评语”，也出自王石的手笔。
其五，两岸人文对话。
2012年初，我接到台湾钱复先生通过耿志远同志带来的一封信，大意是他和他领导的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希望与中华文化促进会成为合作伙伴。其时正逢王石同志赴台访问，我就嘱他前往拜望钱复先生。不久王石返回，告诉我不仅拜望了钱先生和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而且双方商定每年在大陆、台湾举行一次或两次“两岸人文对话”。我感到很高兴，问是谁的提议。王石说是他灵机一动，会见时临时想到这个题目。钱先生他们欣然接受。“会见时双方谈的很好。钱先生德高望重，又是谦谦君子，如果只说加强联系多方合作之类的客套话，日后容易疏淡。我想不如即可提出务实、又据可操作性的项目，双方一拍板，以后照着办就行了。”那以后，我们双方果然就照着办了。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南通中学、杭州师范大学、佛光大学，以及长沙、桂林、香港，每次一题，邀请两岸学人到场讲论，并与听者互动。
王石心中始终怀抱一个不可忽视、不能轻视的文化议题，就是两岸交流。90年代他带领191位音乐家赴台访问，被称为那个时期规模最大的两岸文化交流。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他提议在南京，在当年冈村宁次向国民政府签署投降书的地方，举行两岸抗日军人和英烈家属共同参加的纪念活动，并隆重举行“9.9两岸同歌”音乐会。那一次向守志、许丽农两位上将手拉手，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打仗！王石告诉我，近期他向国务院台办领导提出，想在每年年末举行一次两岸文化交流的盘点，总结一年的文化交流，表扬若干做的好的项目，他想让两岸的媒体一起报道，让两岸的专家一起评点。他说，越是低谷的时候，越要让两岸文化交流活跃起来。
其六，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时高度评价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两个月后，在王石提议下文促会联合国内茶研究、茶产业机构创立了万里茶道协作体。次年，习主席赴蒙古国访问期间，他也带领团队同往乌兰巴托举行万里茶道展览活动，受到总书记、文化部的关切。再后来，他又以文促会名义，联合蒙古国人民友好组织、俄国国际合作组织合作成立了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而今这个协作体已经成为中蒙俄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的合作平台，每年举行万里茶道沿线市长峰会。今年这个峰会在平遥举行，俄方主席谢尔盖· 卡拉什尼科夫在致辞后赠送给王石一瓶以俄罗斯军服包装的红酒，他说“王石先生是率领我们共同前进的将军。”
近年，近平同志借韩非子语提出国之交在民相亲后，文促会更将民间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视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写到此，让我忆及2005年，也是由王石提议，文促会曾在北京举行过“2005亚洲文化合作会议”。那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文促会与参加会议的将近20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NGO组织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创立“亚洲NGO文化联盟”。我记得李铁映、许嘉璐、孙家正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而且赞成这一行动。会后，李长春同志就此批示，征求文化部、外交部意见。“联盟”之议最终没有落实，据说是因为外交部门有的同志担心，文促会做这件事会不会让美国误认为中国要联合亚洲国家与他们作对，会不会让亚洲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是不是想在亚洲做老大。这件事情让我至今不能释怀。假如总是怀着这样的顾虑，如何实现“民相亲”。不过，看来王石他们也不甘心，今年8月就将在哈尔滨举行“东北亚文化NGO 5+3会议”。王石说他想的是一个变通的办法。一时成立国际组织难度较大，那就改成会议。会议总要让人开。每年开一次会议，也就是一个“类组织”。他心里想的是，东北亚许多国家间的关系不那么理想。但是国家关系是一方面，人民友好，文化友好是另一方面，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价值。不能让沟通的窗口全都堵死，全堵死了就就要出问题。各国NGO组织有责任以民间的、文化的方式彼此沟通。在一次会议上，王石说：“地缘，既无法选择，也不能变更。无论你怎么看，无论关系如何，他就在你边上，紧挨着你。是你天长地久，世世代代永远的邻居。中国人强调睦邻友好，就是此意。近邻之间一定要搞好。”为了更好发挥民间组织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经文化部、外交部批准，文促会正在申办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
我曾多次与王石交换意见，即民间组织在港澳台及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究竟有哪些优势，包括政府不具备的优势？我很希望王石从一个操作者的角度总结一下这方面的体会。他曾谈到：第一，从国际潮流看，在人文交流方面，民间组织已成为重要主体。交流主体彼此一致，利于平等对话，利于营造轻松自然的文化氛围。国务院新闻办曾拟将一个局对外称为文促会国际交流中心，即是出于此想。第二，在对外交流中，对方（包括官方、民间）因你不是政府，不是官方，而是民间组织，会更加相信你所代表的是“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是“交流”，而不是“宣传”。这样对我国更有利；第三，国际交流的内容、规模、样式有些不适合官方出面。如手工艺、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层民众来往之类。而某些特殊的政治关系之下，民间组织还有官方不便出头的身份与姿态。比如两岸交流。
还有很多案例。因为据不完全统计，文促会在25年间主办、联合主办的文化活动数以千计。这些活动虽不能说都与王石有关，但毕竟离不开他投注其中的不懈努力！
两年前，根据中央的建议，我不再担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在考虑继任人选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想到他。
2014年，王石在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文促会主席。从叶选平、高占祥到王石，仅从主席人选的变化，也能看出文促会发展到今天已实现国务院关于政社分离的要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间组织。在那次会议上，王石主张把文促会的结构调整为以团体会员为主体，他并且向延东同志表示要为国家培育100个优质的文化团体。时过两年，文促会已经发展到包括区域组织、专业（行业）机构、企业会员三大类团体在内的会员单位300余个，每个会员单位都是一个文化平台，都有许多人在那里活跃着。王石说，一个组织面对万千个人会员容易不知所措，但建立若干平台，让热心文化的人在各自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就比较容易协调，体现构思与管理。
而今，很多人说文促会“规模最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促会连驻会机构都处于衣食不保状态。最严重的时期曾连续八个月，每人600元月工资都只能拖欠。更长遇到的，是活动在即而经费无着。2005年南京纪念活动数百人将从台湾启程，数百位音乐家和相关人士将从各地到达，场地已经预定，舞美已经制作……但原已谈定的赞助忽然变化，距活动开始不到一周时间，王石已处于完全失眠状态。他很少叫苦，这次郑重其事的写信给许嘉璐和我，郑重其事的说“中华文化促进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后幸亏中国移动伸出援手。在我担任文联党组书记的那些年，我的工作几乎占据了白天、晚上的所有时间。王石每次约我谈事，我都无法安排正式时间，时常说：“你到夜晚12点以后来家吧。”他也就真的常常三更半夜来东吉祥胡同敲我的院门。这种约会多了，我的老伴因此问我，“这个王石是做什么秘密工作，非要半夜跟你接头？”还有一次，他遇到了大的困难，实在没有办法，找我找到医院。那次我刚刚从病危中抢救过来。家里人说，王石来了。我想，他知我住院，居然找到重症病房见我，说明真的是碰到难处了，否则不会这样。我告诉护士叫他进来。他走进病房，看见我赤身裸体躺在那里，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了句“部长你怎么了呀”，说着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至今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默契，珍惜我们共同服务其中的可爱的文促会。
王石曾开玩笑说：“社会团体这个差事，好汉子不想干，赖汉子还真是干不了。”以择业而言，公务员的优势是公权力，是逐级提升的国家待遇；而企业的优势则在财富。是何理由让王石选择了一无权，二无钱的民间组织？相处20余年，我从没有问过王石。但我想，这也许正是他的快乐，他的向往。
王石曾向我说起，他从小学开始就在军队的学校读书生活。参加工作也没有离开过军队。军队的文化是服从命令，上面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好了受表扬，立功；做不好挨批评。从军队一下转到社会团体，没有人布置任务，没有人告诉你做这个、做那个。基本上也没有人表扬或批评。开始很不习惯。甚至一年不做事，恐怕也没有人过问。“我感到社会工作的特点之一是，自己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后来意识到，这实际上意味着真正的使命感。这一点和军队一样。是军队给予我一种永不松懈，永不言败的使命感。”正是出自于这一使命，王石在社会工作者岗位上，仍然两次因其出色的工作受到国家表彰，荣立三等功、二等功各一次。2004年国家授予文促会“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
社会组织，也称民间组织，即区别于政府，也区别于企业。这一区别，中国俗称“朝野”、“官民”。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庙堂、江湖也是此意。改革开放后，现代意义上的各级、各类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说我国已发展到几十万个。此类组织，国外称非政府组织（NGO）。有同志对“非政府”这三个字敏感，疑心是否与政府对立。其实非政府，即“不是政府”、“区别于政府”的意思。我一向认为，一个国家不仅要有一个健全的政（党）府体系，要有一个健全的企业体系，还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三足而鼎。基于这一认识，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各级领导人，能更多的关切文促会，关切社会组织的成长。
最后我想说，无论王石，还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其贡献应该有目共睹。但这还不是我最想说的。我最想说的是两点：一是王石同志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如何运作、如何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他是社团组织领域的优秀代表；二是我认为上述探索的贡献还在于，王石和文促会，他们以自己的情怀与行动说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官与民，在和谐发展的语境下，其目标和愿景是高度一致的。
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高占祥）
特别报道
